今天，人们经常会讨论到中西方文明的问题。这里的中华文明指的是自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所经历文明的萌生、崛起、演变发展的时代；西方文明则指的是自欧洲及周边地区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所经历文明的萌生、崛起、演变发展的时代。在今天的话语环境中，“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包括了非常复杂且多方面的内涵，因此很难对文明给出一个简洁的定义。即便排除了近现代以来在文明概念所增加的多方面新内容、仅涉及探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问题，仍会产生种种争议；因为对文明历史，人们往往存在各自不同的解读[1]，以致尚无法对文明的定义形成共识。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曾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成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2]。由此可见，通常论及中西方文明时，其中的“文明”一词主要涉及的是摩尔根所说的文明时代，即“文明”一词也包含了文明时代的意涵；所探讨的中西方文明问题往往会涉及中西方文明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所探讨的“文明”主要指涉及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明时代，并不包括文明概念中的其它内容。然而迄今为止，即便仅局限于“文明时代”，主要从事其概念和定义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学者们也远未达成共识[3]。对文明时代多种各具特色定义共存的现象显著妨碍了对与文明时代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1.   文明时代及其定义上的困扰

为能进一步厘清文明时代的定义，先重温一下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众多盲人只摸到了大象身体的一个局部特征，因此对大象给出了不同的描述；视力的缺失阻碍了盲人们对大象的正确认知。但是，对于可以看到大象全部外观形状并细致地描述大象每一个部分的一个非盲人，他就一定能直接给出大象的定义吗？查阅辞海对大象的定义[4]：“象（Xiang）①哺乳纲、长鼻目、象科，陆上现存的最大哺乳动物”；随后是对大象的特征描述和具体分类。可以看出，要完整地描述大象，首先需展示出其客观性科学定义，随后的特征、外形描述都是辅助性的，并不是定义本身。由此可见，只从外部观察大象，即使是全面的观察也难以直接给出科学定义。同理，对于文明时代，在观察现象和梳理规律的前提下还需要作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确定出反映其本质的科学性定义。

在界定文明时代时，人们往往会罗列出文明社会发展状态的重要标志和特征，诸如：铜器的使用及其对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能力提高到除维持自身生存还有剩余的水平、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城镇兴起、系统性文字、私有制、出现阶级[5]、国家[6]、兵器与掠夺[7]等等；并认为，开始具有这些特征的人类社会就是进入了文明时代。这些近乎于盲人摸象的观察和阐述，并未能直接、清晰地揭示出文明时代的本质。何况，不同地区的文明特征难免会呈现显著差异，例如游牧民族形成的文明就难有城镇兴起的现象；因此仅从上述种种社会特征难以对文明时代的出现及其定义做出准确的判定。

社会科学领域对文明时代给出的一些描述或定义往往倾向基于社会学的某些观察，诸如：“文明的起源：指文化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开始”[8]“文明，即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进化”[9]“文明是由一些文化相似的政治社会实体组成的、具有一定威望等级的地理区域”[10]“文明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11]等。这些阐述类似于非盲人在观察大象之后所给出的归纳和总结，虽然从特定角度对文明时代有了整体性描述，但仍未能清楚地揭示出文明时代的本质。上述“高度发展”“复杂化”“脱离野蛮状态的进化”“具有一定威望”“高级阶段”等修饰词属于相对性描述，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诠释。上述对文明的不同解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文明时代的描述或基于观察者主观的归纳和阐述，严格地讲还不能算是文明时代的定义。观察者自身的中西方文明背景及其对文明判断的主观性特质[3]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文明时代不同的定义、乃至多样性的文明时代观念。另一方面，对普通公众来说，社会科学领域对文明时代的阐述也往往显得比较生涩，难以被深入理解和普遍接受。

2.   人工冶铜与文明时代的萌生

文明时代之前，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蒙昧时代跨越了从古猿丧失原有居住环境开始转变生存方式、直至约1万多年前完成向现代人类转变的数百万年漫长岁月，其间人类以粗制的石器为劳动工具艰难生存，因此蒙昧时代也称为旧石器时代[2]。当时正处于转变过程的人类族群往往难以适应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随时承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其中大多数的族群因无法适应变动的自然环境、并完成向现代人类的转变而最终走向灭绝。只有少数的族群生存了下来并完成了转变，因此人类在蒙昧时代的奋斗目标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约1万多年前至约5千多年前是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已转变成现代人类的各族群具有了较强的生存能力，但仍饥寒交迫、居无定所。随后，人类族群逐渐转入定居生活并开始发展农牧生产；同时人类借助精细加工而制作出磨光石器并发明了陶器，用作建造房屋和农牧生产的工具，因此野蛮时代也称为新石器时代[2]。以已经能够确保在自然界中生存为基础，人类在野蛮时代追求的目标是：借助定居和农牧生产劳动而获得温饱的生活；并在野蛮时代晚期逐渐实现了这一目标。

约公元前4500年至前3100年，西亚两河流域周边伊朗、叙利亚等多地发现了早期人工冶铜和使用铜器的痕迹，约公元前3500至前3200年在该地区出现了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约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地区已出现人工冶铜技术，约公元前3200至前3100年在尼罗河地区出现了古埃及文明；约公元前4700年陕西临潼姜寨已出现人工冶铜迹象，约公元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华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在印度河流域出现了人工制作的铜器，随之该地区出现了古印度文明[12]。由此可见，人工冶铜技术的出现是所有古老文明萌生以及人类社会得以进入文明时代的前提。

与石器相比，铜器作为一种金属器更加精巧、轻便、耐久，且综合性能优良、不易损坏、可反复使用和反复再回收[1]。铜器的推广使用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促使社会生产力不仅能实现温饱、而且还达到有所多余的水平，进而为文明时代的出现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2]；即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整体上已可实现温饱有余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由此可见，不同于蒙昧时代追求生存、野蛮时代追求温饱的奋斗目标，文明时代的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显然是：使社会生产力达到温饱之上有所多余、且越来越富富有余的生活，即“温饱有余”的生活。

在所出土的约5000块公元前3200至前2900年苏美尔文明时期最早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中，85%的泥板文字都是对当时社会经济事物的描述[13]；说明初步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经济的运转，因此经济水平是进入文明时代的关键性基础。约公元前3000年的楔形文字中也已存在表示各种铜工具和铜容器的系统性象形文字[14]，证实了铜器对发展经济和进入文明时代所发挥的基础性重要作用。

3.   人工冶铜技术支撑下实现温饱有余水平的生产力与文明时代的各种特征

如上所述，人工冶铜技术对提高生产力的促进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且社会的整体经济能力和生存状态达到了温饱有余的水平；同时社会内部出现了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城镇兴起、系统性文字、私有制、阶级划分、国家形态、兵器与掠夺等诸多特征。由此可以思考，人工冶铜技术、铜器的推广使用、温饱有余的社会经济水平与种种社会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能力已超过其温饱需求、达到如上所述的温饱有余水平，即人的劳动能力除维持自身生存之外、还有多余，由此会导致一系列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改变。

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社会普遍地把铜器用于生产和生活以继续确保温饱，因而人类社会也进入了铜器时代。这里所说的铜器时代包括了中国发达的青铜时代，以及西方的红铜时代、铜石并用时代、较低迷的青铜时代等使用铁器之前人类以使用铜质工具为主的时代[2]。至今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显示，全世界各地出现早期文明时期都曾普遍使用锤、锛、凿、斧、锯等铜质建房工具，以及镢、?、镐、耙、铲、镰、锸、耒等铜质农具[15]。与石器相比，铜器所展现出来的优异性能和使用效率不仅能确保人类社会整体的温饱水平，而且能够创造出超过温饱生活所需的劳动成果，以及多余的劳动能力。例如，玉器，其加工过程极为耗时费力，且不为人类基本温饱生活所必需，大多用作装饰品或服务于精神需求[15]；当人们越来越多地制作玉器时，就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越来越明显地达到了温饱有余的水平。由此可见，普遍使用铜器而导致的“有余”水平在人类进入文明状态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生产力达到温饱有余时，人类的生存形态和社会结构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14]。首先，并不需要所有人都从事满足温饱的劳动，且人们会出现温饱以外的需求，因而一部分人会转而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以满足人类社会更多方面的需求，由此形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导致不同类型的劳动成果需以交换的方式与他人分享，这种交换需要通过随之出现的集市、商业和贸易行为完成。逐渐发达的集市和商贸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类族群以更大规模聚集的方式生活；由此城镇兴起，尤其在农耕地区出现了较大的城市。不断增长的经济能力使得人类积累了大量生产、生活方面的知识，并需要保留、交流、传播。大规模的聚集生活也需要超越面对面交流的局限，以更高效、更广泛的方式交流信息。因此，原有零碎、分散、多样化的文字逐渐转变成了统一的系统性文字。温饱有余的生产能力可造成多余财富的积累和财富的归属问题，因而出现了私有制。当时的分配制度往往会导致，从事不同劳动、或承担不同社会责任的人们所支配的财富并不相同，这种差异的积累就会使人类族群中出现不同的阶级。对较大的城市集镇需要有效地管理，不均衡的财富分配易引起社会的动荡，需一定的强力机构加以控制，因此出现了国家形态的管理机构；社会分工中也出现了专职协助强力管理的士兵和军队。多余劳动成果的积累及劳动者们多余的劳动能力，为强势族群借助掠夺其他族群劳动成果致富提供了驱动力，也为奴役其他族群民众攫取其多余的劳动能力奠定了基础。因此，人类社会中出现了族群间的掠夺战争和进一步盘剥被征服族群的奴隶制社会。发动战争需要一种新的工具，即特别适合用铜器制作的铜兵器[15]。由此可见，正是普遍使用铜器所导致生产力的“有余”水平造成了文明时代的种种特征。

4.   铜器时代的繁荣程度与中西方文明的差异

为方便问题的探讨，需先界定中西方文明所涉及的范围。中华文明是指以中华民族为载体演变和发展的文明。中华民族是指在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众多现代民族的共同体。西方文明是指受到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文明以及早期西亚地区文化和南欧地区文明的影响，起源于古希腊，经古罗马的传承而遍及欧洲腹地，之后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主要由西罗马帝国及随后诸如日耳曼民族等众多民族共同发展起来的文明。早期的西方文明传续千余年后产生了基督教，因而西方文明的后期也被称为基督教文明；这一文明后来还扩散到美洲、澳洲和世界其他地方[2]。

历史考证显示[16]，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先民起源于甘肃东部的陇山地区。在甘肃东乡和青海同德等夏族地区都发现了约公元前3000年制作精细的早期铜刀（图1）[2]，显示出当时夏族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这也是支撑中华文明至今已有5000年历史的客观证据。然而早至公元前3000年，即便当时夏族的生产力已能跨越温饱有余的边界，但其有余的水平应极为有限；由此使得多余的劳动成果和多余的劳动能力并不突出，族群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互相掠夺和奴役的驱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的铜矿资源比较丰富[17]，并出现了繁荣的铜器时代[1]；所制作的铜兵器及其杀伤作用则成为了族群间互相掠夺和奴役的阻力。低迷的驱动力和巨大的阻力导致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各族群更倾向于融合在一起，以便更好地应对自然环境中的生存压力、各种灾害造成的挑战和周边部族的侵扰；由此导致了中华文明融合、统一的特征[1]。

发达的西亚苏美尔文明地区和北非古埃及文明地区都邻接爱琴海，各地区借助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相互贸易交流，致使作为贸易通道的爱琴海地区的经济非常发达。约公元前1500 年，爱琴海地区出现了迈锡尼文明。迈锡尼文明比中华文明晚出现了一千多年，更发达的生产力和频繁的海上贸易使其所达到的温饱有余水平应表现为富富有余。丰富的劳动成果积累和显著的多余劳动能力为族群间的互相掠夺和奴役提供了充分的驱动力[2]。另一方面，欧洲及相邻接西亚地区的铜矿资源比较贫乏[17]，尽管还有一些其它关于欧洲古代冶铜的报道[18−19]，但未见相应的冶铜现象被认作对古代欧洲的铜器时代有重要影响[20]，也未见能改变欧洲整体低迷[21]、而欠发达的铜器时代[12]。有限的铜兵器数量会显著降低族群间互相掠夺和奴役的阻力。强大的驱动力和弱小的阻力导致西方文明的先民——尚未完全进入文明时代的强势多利亚人族群于约公元前1300至前1200年侵入迈锡尼地区（图2），毁灭了迈锡尼文明而构建出自己的新型文明。多利亚人掠夺迈锡尼地区的财富、建立起奴隶制社会以进一步盘剥该地区族众的多余劳动能力，由此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前身——古希腊文明，且其特征表现出积极逐利、对外扩张盘剥、以双重标准的价值观区别对待自身族群和被征服族群、等等特征[12]。

可以看出，铜器不仅会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人类族群进入文明时代时铜器使用的普及程度与当时生产力温饱有余水平之间所呈现的相对关系，对所形成文明的特征和后续文明思想的发展也会产生重要影响。铜器的普及程度与当时人类族群所能获得铜矿资源的丰沛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其对文明特征的影响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应该得到足够的关注。

在不同地理和气候条件下生活于内陆、草原、沿海等各种地区、且能获取不同自然资源的各地人类族群都会在发展到温饱有余的经济水平时进入文明时代。然而，人类族群局限于在所能得到的自然资源和客观环境条件下生存，特定的资源和环境无疑会对其文明的特征和相应的意识形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种种内外原因，不同文明的出现与演变进程会呈现显著差异。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就处于强势地位，其意识形态长期主导了世界的思想潮流。西方学者以自身的文明背景为出发点对世界各种文明进行了研究，并做出了主观性评判；且其评判标准往往被看作是惟一正确的。然而，不同文明萌生的背景和特征各不相同，例如，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必然存在显著的特征差异；因此局限于西方文明思想的一些主观评判标准未必都能作跨越文明圈的移植、借鉴。

5.   文明时代的客观性定义

在探讨文明的问题时人们会引用文明时代的定义，但现有众多的各种定义或概念的描述往往更多基于对文明时代社会学现象和行为的观察、梳理、归纳，所给出的定义或概念呈现出观察者、尤其是西方学者主观倾向性的特征[8−11]，因而众说纷纭。另一方面，文明一词在当今社会中融入了大量现代词义和新的内容，难免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和左右人们基于今天的主观认知而做出的对文明时代的分析判断、偏离了几千年前文明时代萌生时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因此，应该对文明时代概念的客观性予以足够的重视。

综上所述，从客观的角度出发，可以如下简洁地定义文明时代：通常是在广泛使用铜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达到温饱有余水平后所开启的一个呈现出上述种种新型社会特征的时代[14]。应该注意到，社会生产力达到温饱有余水平仅仅是开始进入文明时代的必要起点，但人们仍可以对进入文明时代的社会必须具备哪些特征持有不同看法。显而易见，一个地区进入文明时代时所能呈现出的种种社会特征和现象未必会面面俱到，而且进入文明时代的各地不同社会所表现出文明社会的特征也未必需要千篇一律。从全世界范围观察，人类早期的文明时代主要产生于约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期间，并延续至今，覆盖了后续人类社会的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文明时代虽然会呈现出种种特征，但并不是所有特征都必定是每个文明所共有的；即便是共有特征，其出现的早晚及形式也会有所不同。应切忌不恰当地以某个单一特征为判据，对不同文明给出过于简单的判断；还应注意从文明的客观定义出发，观察和分析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

总而言之，正是社会生产力所支撑的经济和物质等客观条件达到了温饱有余的水平，才导致了文明时代的出现，以及文明时代种种社会学现象、行为和特征，不论它们是世界不同文明所共有的、还是非共有的现象、行为和特征。

文章来源——金属世界